中国农妇收养日军遗留孩子,卖凉粉为他看病,日本生父送他7个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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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示:1945年,侵华日军撤退或被遣返时,在中国东北遗弃了大量幼小的孩子。他们被称之为日本遗孤,至少有4000多人被中国母亲收养。1990年代初期,很多遗孤回到了日本,他们感念着中国养母,也有人回到日本就断绝与中国养母的联系。

人有旦夕祸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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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天早上小编跑步,跃过一个小栅栏时,被挂了一下,“啪”的一声,死死摔在石头路上,一只膝盖快残了。

刚结婚就给日本遗孤当了妈

一瘸一拐地回来,我不停感慨命运多舛,生命如此脆弱,你绚烂绽放之时,或许一个意外就让你戛然而止了。

我们找到中国养母李秀英时,她已93岁高龄。老人很清瘦,褶皱纵横,就静静地躺在客厅支起的一张小床上。她和女儿一起生活着,家里人口多,房子很拥挤。此时,老人唯一的儿子去日本定居已经20年了。脑溢血后遗症折磨着她,她卧床多年,一直等着日本儿子回来看望她,但却从未听到日本儿子的一声问候。

今天说的这个小人物,福地正博,也是如此,生命几经凋零,却总由于父母的厚爱,最终渡过一道道鬼门关。

全面抗战爆发之际,日本政府制定《向满洲移住农业移民百万户的计划》,以此实现真正占领中国。截至1945年,日本向中国东北派遣开拓团860多个,移民7万户,共计20万人。二战结束,侵华日军撤退或被遣返时,他们在东北遗弃了大量幼童。

令人唏嘘的,是他的身世。他本是个侵华日军的儿子,却最终在中国父母的养育下,成为报效国家的大学教授。

说起自己的日本养子,李秀英老人盈眶的泪水一直没有离开我们的视线。1945年秋天的一个清晨,哈尔滨一条清冷的巷子里,新婚的李秀英和丈夫推着小推车,走在出摊卖菜的路上。这时,有个身穿日式军装模样的男子,怀抱一个小男孩跑到他们面前。那男人扑通跪倒在地上,一手抱着孩子,一手比划着,哀求李秀荣收留孩子。这个小孩子只有3岁,仿佛是生了什么病,肚子胀得很大,手和脚都烂了。

而更波折的是,几十年后,他日本的老爹找到了他,让他回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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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回不回呢?

李秀英当天没出摊,她把小男孩抱回了家。回到家,她用嘴给小男孩吸出了手脚伤口上的脓,又仔细给抹上药膏。哈尔滨的天很冷,为让孩子温暖一些,她又解开自己的衣扣,把孩子的手脚贴着自己身体,慢慢焐热孩子。经过半个月精心照顾,这个原本奄奄一息的日本小男孩终于活了过来,开始在院子里活蹦乱跳了起来。

配图:二战侵华日军的家庭合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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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论怎么分野,中国这片土地是亘古不变的。

为保护日本娃失去生育能力

1943年,福地正博的家人移民满洲时,断然不承认是移民中国。但历史证明,没人能够从中国夺走满洲。

这个日本遗孤的名字叫野板详三。李秀英第一次见到野板详三时,他身上穿着小军装和小军靴。李秀英为了保护这个日子孩子,避免受到歧视和伤害,对外隐瞒了孩子身份,还把孩子的衣物全部烧掉。可是,野板祥三的一口日语瞒不了街坊四邻。得知李秀荣夫妇收养了这个日本孩子,邻居都不理解,当面骂他们是汉奸。

移民满洲,是1936年近卫文麿内阁的馊主意。

哈尔滨市太平区太安南二十道街35号院子里,年幼的野板祥三是最不受欢迎的人。李秀英给他改了个中国名字,让他随着丈夫的姓。李秀英白天出摊卖菜,背着他出摊,没吃的没穿的了,背着他乞讨。稍微大一点,供养他去哈尔滨太平第一小学读书,老师点名,他有时听不懂。同学就笑话。上到小学三年级,他死活都不肯再去学校读书了。

事实上,在n年前,日本军政界就有这样的聒噪了。

为了能够养大这个日本孩子,李秀英受尽了白眼。左右邻居,很多亲人都被日本侵略者残酷杀害了,因而他们很看不惯李秀英。有时,邻居女人就专门找茬,先打骂野板详三,接着又辱骂李秀英。1948年冬天,怀孕7个多月的李秀英,被“小强他妈”拉扯了一通。她的孩子胎死腹中。从此以后,李秀英老人失去了生育能力。

“用枪炮占领的土地,还可以用枪炮夺回来,只有用铁镐开拓满洲,才相对保险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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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把日本人移民到东北,反客为主。”

凑钱给日本儿子娶上了媳妇

惶惶大论,狼子野心。

新中国成立后,李秀英和丈夫回到山东老家。他们的老家在山东德州市二屯公社第三店村。1938年,日寇沿运河大堤向山东南部侵犯时,途经第三店村,对村庄进行了屠杀。她的叔叔伯伯奋起反抗,惨遭日军杀害。不久,她父亲李万祥在德州拉起了一支抗日武装。她父亲后来被日本人俘虏后,用12根长钉钉死在一面墙壁上。回到老家的第一天,哥哥见她带着一个日本养子,非常生气,对她说:“妹妹啊,你忘记了国耻家仇!”哥哥把她轰出门,她哭着离开了德州,从此再也没有回过山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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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秀英和丈夫为给日本养子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活氛围,辗转去了遥远的宁夏。十几年之后,李秀英的丈夫去世,野板详三也长大。看着儿子大了,她又按耐不住,拿出家里所有的积蓄给他娶上了媳妇。1960年代初期,野板详三在内蒙古参加了工作。起初在工厂里烧锅炉,又学会了开汽车,又靠自学当上了质检员。李秀英总告诉别人,说自己儿子脑袋瓜很好使,没上过几年学,工作干得很漂亮。

用移民的方法把中国人的土地据为己有,“50年100万户500万人”计划一得实现,满洲将在文化、种族上,与日本无异。

改革开放后,李秀英经常去呼和浩特看望儿子。每次去时,她都要叫上女儿,让女儿背上几袋子宁夏大米,还要带上枸杞。那时,野板详三也经常回到宁夏探望母亲。一家人其乐融融,欢声笑语,这让李秀英老人感到非常满足。

这是硝烟背后,另一种可怕的侵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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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军屠杀中国人

凑钱给日本儿子娶上了媳妇

开拓团,就是在这样的“国策”下,侵蚀伪满的一个怪胎。

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,日本政府允许在中国的日本遗孤回国寻亲定居。在日本,和野板详三一样在中国长大的日本孩子,被称之为“残留日本人”。1992年春节,野板详三回来探望养母李秀英,说明了想回日本寻根的愿望。她心里虽然舍不得儿子,但又想到,如果帮助儿子找到他在日本的亲人也是一桩善事。

统计显示,截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前,东北的开拓团一共有981个,团民达32万。

李秀英和女儿,一起跟着野板详三去了东北。他们要在东北找一些材料,以证明野板详三是个日本遗孤。当年的哈尔滨之行,除了找到很多人证之外,野板祥三胳膊上的“牛痘花”也印证了他日本遗孤身份。他们那个年龄中国孩子,得不到这样的免疫。那次在哈尔滨时,他们还和老街坊见了面。有位老人对野板详三说:“你这浑小子,可淘了!你养母为保护你,当年把家都扔了。孩子,你回了日本,可不能忘了你养母。”

1943年福地正博家抵达的,是黑龙江省讷河县北学田开拓团。

1993年夏天,野板详三带着妻子和儿孙14口回到了日本。临别前,野板详三信誓旦旦地对说,“母亲,你放心,我忘不了您对我的大恩。”岂料,这次分别后,老人再也没有见到过野板详三的面。老人想不通,即便见不了面,可一年一年过去了,怎么也接不到儿子的一个电话。2001年,老人生病了,很想见儿子,儿子没回来……其实,老人的生活状态,野板详三是清楚的。野板详三的大女儿,和她姑姑——老人的女儿还一直保持着联系。野板祥三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呢?老人和她女儿都说不清楚。

那年,他5岁,老爹福地正造,还不是军人,而是在县里教书,母亲也是文化人,在开拓团当教员。

年近百岁的李秀英老人,在2015年走完了风雨人生。去世前,她没有等到日本儿子野板详三的探望。如果说老人心中,还有什么遗憾的话,那一定与野板详三有关。新闻说很多回到日本的遗孤,在日本鹿儿岛修建了一尊石碑。那尊石碑高达为2.45米,寓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于1945年,碑文正面写着“中国人养父母感谢之碑”。碑身上说:“对伸出救援之手的中国养父母的慈爱精神表示诚挚地感谢,祈盼日中友好永存。“这尊碑文立起时,很多中国养父母都已缤纷凋谢。显然,有很多的日本遗孤记住了中国养父母,深深记住了和平的可贵,也明白了养育之恩大于生养之恩。

严格来说,他们是在日本政府的威逼利诱下,骗到这里的。

因为此时的日本,偷袭珍珠港向英美中宣战,已经1年多,在中国大陆久战无果,且掣肘了大量兵力;

太平洋战场,在过了6个月的凶猛推进后,也迎来了中途岛海战4艏航母被击沉、瓜达尔卡纳尔岛节节败退、日本总体颓势难挽的局面。

国际上,26个反法西斯同盟国已成立,华盛顿宣言,尽一切资源与轴心国作战;

1943年底的开罗会议正在商议反攻日本,结束二战后的局势。

如果是个明白人,都知道1943年是日本败势之年,在此状况下继续移民满洲,继续“满蒙生命线”的白日梦,只会有去无回,凶多吉少。

但是,法西斯统治下的国民,被蒙蔽着双眼,是没有清醒的。清醒的都被东条英机的思想警察,给关到监狱里了。

无人能从善如流,只能从恶如流,只能在军国主义大棒指挥下,走向悬崖。

所以,福地正博一家的移民,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是个悲剧。

开拓团配图

不祥迹象的出现,是在1945年7月。

大农忙的时节,上面突然通知凡有军籍的开拓团成员,都要上前线。弄得开拓团的农场里,庄稼无人耕种,草比禾高。

福地正博的老爹福地正造,是一个文职教员,也被强征入伍了。

这一年,他35岁,上了前线,再也没回来。

20多天后,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,满洲的日本人大乱。

因为他们觉得这个消息太惊天。直到投降前一天,他们还在朝拜天皇,相信日本战争必胜。

这就是战争下的小民,一旦真相摊开在眼前,什么后路都没有。

几天前,日本关东军已经暗自准备好了列车,把自己的家属一并送回日本。

但福地正博所在的开拓团民,只能随波飘零,生死由天。

大批的团民落荒而逃,自杀、病死、饿死、吓死者不计其数。

福地正博的母亲,带着他和妹妹、弟弟5口人,想逃回日本。

但从夏天逃到冬天,从讷河逃到齐齐哈尔,5口人最后只剩下1个半,其余都死亡了。

福地正博也患上了重病,喘气困难,性命不保。

他和母亲,进了齐哈尔龙华路的一个日本人临时收容所。

饥馑、瘟疫、-30°C的低温,让这里充满了刺鼻的死亡味道。

每天,都有死人从这里抬出。

一天,一个中国农妇来到这里,看到奄奄一息的福地正博,又看了看他身边气若游丝的母亲,心生怜悯。

准备离去时,地上的母亲拉住了她的裤角,看看儿子对她说:“孩子,孩子,你的,好人,好人……”

福地正博就这样跟了这个农妇,脱离了死亡边缘。

战后某日侨收容所

这个救人的妇女,叫安淑卿。

她和丈夫王玉山,结婚多年,虽年近半百,却依然没有生育。两人一直想抱养个孩子,不管他是不是日本人。

毕竟孩子不懂侵略战争,而且,当时如果她不抱养,那个死人堆里的孩子,一定丢命。

两人有了个儿子,8岁的儿子,真是欢天喜地!

第一件事,就是给他治好病。

第二件事,起名,叫王久德。

第三件事,让他重返校园。

就这样,王久德在齐齐哈尔的中国平民之家,扎下了根。

说来,命运真是坎坷,这个小久德,抱养时一身病。上学后,又是不断疾病缠身。

小学4年级那年,他在学校玩单杠,不小心一头栽下,得了骨伤。

后来,骨伤发展为骨结核,身上许多骨关节都烂窟窿,不断流脓出血。

这个病,当时没有特效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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父母吓坏了。为了给他治病,二人吃不饱穿不暖,攒一点钱就给他看医生。为求医,老母亲不止一次给医生求情、磕头,前额都磕肿了。

养父母对孩子,似乎比常人更心甘情愿去付出。

他们家庭条件贫寒,父母在街上摆个摊,卖凉粉和香烟,平时风里来雨里去。

他们知道孩子身体不好,平时什么好的都紧着他吃。为了让孩子早日康复,他们自己省吃俭用,却给儿子天天订牛奶。

那时的老百姓,到街上买个茶水喝都是奢侈的事。

小久德也聪明好学,成绩一直没落下。

到了初三,骨结核又犯,越来越重,他感到绝望,甚至挺着等死算了。

父母二老,此时身体也不好。

为了挣钱看病,老母亲托着颤巍巍的病躯,三步一停两步一歇,到几十里外的牙克石给人家做饭,后来还到街上卖菜。

此时的久德已十分懂事,看到老妈不顾病体为自己辛苦奔波,卑躬屈膝求人,“心如刀绞”。

天无绝人之路,不久,治疗骨结核的特效药雷米封出来了,但贵得很,很多人买不起。

为了治好儿子的病,王久德的父母节衣缩食,硬是托人买了10瓶雷米封。

就这样,王久德的病情逐渐好转,恢复了学业。

闯过了人生的另一道坎,王久德很快迎来花开遍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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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难兴邦,多危兴业,多困兴人。

王久德的多舛人生,从小让他懂得刻苦和珍惜。

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,他一直都是学校的佼佼者、三好学生或团委会干部,享受有国家助学金。

20岁那年,他还作为齐齐哈尔的唯一学生代表,出席黑龙江省的社会主义积极分子代表大会,接受政府表彰。

这固然与他个人的努力分不开,但同时,也有另一个隐形的因素在影响着他,那就是他的日裔身份。

事实上,王久德从上小学时,就知道自己是日本人孩子,但从小到大,用他的话说,“没有人歧视我”,相反,还一直享受助学金。

而在家庭中,他和父母之间也是心照不宣。彼此都知道他是日本人的孩子,但“从来不说此事”。

父母像亲生儿子一样养育着他,他唯有感恩、心疼、努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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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亲生父亲,他从来没有多想什么。

1959年,他考入黑龙江省工学院,毕业后留校,先后任系辅导员、系总支书记、教务处长、副校长、校党委书记等。

有了工作,他开始每月给家里寄钱。

但让他感动的是,父母对他的钱,一分没花,而是每月一包,把他寄来的钱一包包地包起来,到他结婚时,又全部给了他。

父母的天地大爱,让他再次落泪。

1966年,父亲去世。

1972年,中日邦交正常化,不少日本遗孤海外寻亲,但王久德毫不为动,有养母在,天地良心,绝不想生父之事。

1989年,母亲病危,临终前,她终于说起了这桩隐藏在他们之间40多年的秘密。

她告诉王久德的妻子和孩子,久德的原名叫福地正博,是个日本人的孩子……

母亲逝世后,50多岁的王久德也开始寻思自己的出身。真正的父亲,他是谁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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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地正造,参加关东军侵华战争,不到20天,日本就宣布了投降。

辗转反侧,他终于活着回到日本,娶妻生子,再成家室。

然而,他也想着撇在中国的妻子儿女5口人,会不会死于荡世。

1981,1984年,他曾两次来华寻子,但均无果。

与福地正博最近的一次,是他亲自找到了黑龙江大学校园,那个校园的隔壁,就是他儿子福地正博上班的黑龙江理工大学。

命运就是如此造化。

但我推测,即便此时他找到了他,王久德也未必认他,因为此时他的养母还在世。

他曾说,只要母亲在世一天,他就绝不提生父之事。

福地正造失望而归时,留给黑龙江大学一日裔朋友几万日元,请她帮登报寻亲。

但也无果。

至此,福地正造觉得妻儿5人,生还希望渺茫,从此不再想此事。

王久德的母亲去世后,他单位与日本消防协会交流频繁,一个协会的日本议员听说王久德的事情后,想帮他寻亲。

仔细一打听,还真是找到了福地正造。

议员忙联系王久德,让他写一封信看看,回忆下儿时过往,看看是不是真的生父。

王久德学的不是日语,遂请同事帮忙代写书信,介绍了自己从小到大的遭遇、苦难和养父母的情况。并附上自己凭记忆绘制的儿时住址、故居、地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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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久,他就收到了父亲的回信,还带有一张他们儿时的合影照。

老爹在信中泪湿纸信:

1989年9月,日本协会邀王久德单位到日本作学术交流,借机安排王久德和生父见面。

此时,福地正造已79岁,见到儿子后抱头痛哭:

“你的养母对战败国的遗孤这样关怀备至,真是伟大啊……”

他带着儿子走上阁楼,上面摆放着母亲、妹妹、弟弟和他的灵牌,说:

“我是在1960年才申请你战争死亡的,没想到你还活着。我已经向政府提出取消死亡申请,正式恢复了你的户口。”

配图:一日本遗孤出示儿时照片

言谈中,父亲和继母都想让他留在身边。

但是,王久德在家只呆了20分钟,就含泪回到了宾馆。

“我虽出生在日本,但我的生命与事业,尤其是我的养父母在中国,那里,才是我真正的家。”王久德后来回忆说。

临别,父亲写下7个大字,让他永远珍藏:“永志不忘养育恩。”

“我又一次离开生我养我的日本祖国,回到养我的中华大地。”飞机起飞时,望着前来送行的父亲和亲戚,王久德心中再次感慨。

之后,王久德的父亲又多次来信,劝他回日本定居,给他办好了一切手续,但王久德一直未回,他写信婉拒父亲时,谈到不回日本的3个原因:

语言不通,生活习惯不同;我之才学,在日本很难发挥作用;中国的教育事业,更需要我。就这样,非生于斯而长于斯的王久德,决定留于斯而终于斯。

据资料显示,1978年,《中日和平友好条约》签定后,两国政府分期分批组织在华日本遗孤赴日寻亲,到2000年,已组织31批在华日本遗孤寻亲团,先后有2121名孤儿赴日寻亲,666人找到了在日亲属。

据日本厚生省资料,1972—1995年,赴日定居的残留孤儿有2171人,携带配偶和子女人数达7801人。

相关统计

2010年,王久德去世,享年72岁。

一份当年4月24日的《哈尔滨理工大学学报》上,登了一篇题为《忆王久德同志》的文章,里面说他不久前病逝,“印象中工作认真,对学生要求很严格”,早晨与学生一起参加早操,晚间常到宿舍与同学谈心。

“1998年从校领导岗位退下后,从事中日友好工作,与日本友人在我省黑河市筹资办学……”

王久德的故事告诉我们:

1.父母之爱,至真至臻,养父母尤甚。

2.苦难不产卑劣,臻爱孵化善果。

3.历史或许有假,国度可以模糊,但人性永远是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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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考文献:

刘国强《日本遗孤》

李林《中国VS日本:人性与兽行的历史见证》

李云基《忆王久德同志》

刘茹《日本遗孤问题探究》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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